教育即点燃 ——记绵阳南山中学校长徐勇

《四川教育》专访

教育作为价值引导的工作，存在于立足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教育的这一特质，要求教育者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对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徐勇来说，教育即是点燃埋藏于个体内心的火种，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努力培养人的好奇心、启发人的智慧、增进人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引导个体积极地、有远见地追寻浪漫而有意义的人生。

徐勇，百年名校南山中学的年轻掌门人。1995年，川师中文系毕业的徐勇凭借一堂行云流水的《荷塘月色》走进了南山中学，班主任、年级主任、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一路做到南山中学副校长、南山中学实验学校执行校长。2012年徐勇调离南山中学，先后任绵阳外国语学校、绵阳第一中学校长。2019年，阔别八年后，徐勇又回到了工作的起始站——南山中学任党委书记、校长。

20多年的时空轮转和角色变换，面对更迭的时代和喧嚣的社会，徐勇很庆幸，仍然从事着自己打心底里热爱的教育工作，还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着教育的初心，还能在灯火阑珊的背后选择一份安静与平实。

穿越时光的情感链接

一日，在一方雅致的空旷处，孔子正和子路、曾皙、冉有等几位学生谈论理想。曾皙一边弹琴，一边听着老师和师兄弟们的对话。

当老师问到曾皙时，他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画面：暮春时节，人们已经换上春装了，和一些成人朋友以及几个孩童，结伴到郊外的沂水河里游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大家一起唱着歌儿回家。孔子听了，表示认可。

孔子的这堂课，成为少年徐勇脑海里教育最美好的模样。

时针拨到199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川师中文系的老教室里，坐着满满当当的学生，这是一堂古代文学大课。

只见刘教授穿着古旧的衣服，对着窗边的一轮明月，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古往今来，仿佛时间就停滞在了美好的诗文里。

徐勇坐在教室的前排，下课铃声响了，他还痴痴地陶醉在上课的状态中。走在回寝室的路上，秋风扫起满地的梧桐叶，徐勇脑海中的意境仿佛与古人有了链接。“刚才课上的内容，不正是当下此情此景？”

对于这两段跨越时空的课堂，徐勇是这样理解的：在课堂上，应该始终保留足够的空间，让渴望学习的学习者能够追寻自己内心的缪斯女神，并且鼓励迫切学习者去发现自己的缪斯女神，培养人的好奇心、启发人的智慧、增进人的自主性，引导学生积极地、广泛地、有远见地追寻有意义的学习。

语文教学的门槛看似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是急不得的，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

有了对教师这份职业的初步理解，学生时代的徐勇开始积蓄成为教师的点滴力量。

徐勇在家里排行老大，吃苦耐劳，性格内敛。小时候，城里的亲戚来做客，胆小的徐勇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

再大些，徐勇上了小学，语文教师是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太太，也是父亲的老师，对徐勇多有关照。时至今日，学生们齐刷刷盯着满头银发的老师转身板书的画面还时常闯入徐勇的梦境。

1988年，徐勇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安县师范校，1991年，他争取到了全校唯一保送大学的名额，进入川师中文系。

大学四年，徐勇一有时间就往图书馆钻，文学、历史、哲学……能找到的书就看。演讲、朗诵、赛课……从生疏到擅长，从紧张害怕到潇洒自如。

那是一段非常纯粹的读书时光，徐勇回想起来，也正是那些不计较“得失”的阅读经验，完成了一个作为语文老师应有的原始素养积累。

记得刚流行“推门听课”那一阵，学校领导最喜欢听徐勇的课。一次，徐勇上沈从文的《边城》，教室后面的政教主任听了一节课后还觉得不过瘾，赶紧问学生，下一节课什么时候上。

1998年，由于徐勇的课上得好、班带得好，学校破例让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第一届学生一起“升高中”。

徐勇没读过高中，刚得知自己要教高中，内心还有些忐忑。但一想到自己可以参与几十位学生六年的成长，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引导他们，心里又很高兴。

徐勇喜欢读书看报，一边看一边分享，久而久之，他的学生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都极具辨识度。阅读的习惯，也成为学生未来的长久爱好。

毕业若干年后，徐勇的第一届学生宋霏霏谈起中学时代，对那些撞击过她心灵的语文课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同学们原本昏昏欲睡的状态被徐勇那浑厚的男中音打破，粉笔划过黑板，留下朱自清的《背景》。

接着，是饱含深情的故事分享，夹杂着自己的往事，把中国式老父亲的情感投射到学生的心里，深沉的父爱氤氲在午后时光，不知不觉间润湿了孩子们的眼眶。

   宋霏霏说：“人生海海，遇到良师是我一辈子的幸运，一堂平实的课里蕴含着浓情，如今想来，也是人生至味。”

想象一种课堂，能给学生带来情感的链接和全局性的理解；想象一种学习，能够给这样的链接和理解带来生命力，并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人人都能接受这样的教育，该多好啊。徐勇，就是那个情感链接中的摆渡人。

教育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20世纪90年代末的南山中学，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离学校不远处便有一个菜市场，里面有一个简陋的台球室，是许多大龄无业青年的好去处。

一次路过门口，徐勇晃眼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班上的小雷和小斌吗？只见小雷干净利落地完成击球、走位，实力和技术完全碾压小斌，小斌也愿赌服输，把手里的五毛钱交给了小雷。

徐勇看了一惊：这不是赤裸裸地赌博吗？一定要制止。但怎么制止，直接跟孩子讲道理？效果不一定好。告知父母，强制执行？这样“没意思”。

徐勇决定先按下不表，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再看。此后，每次台球桌旁边的大树背后，便多了一个探头探脑的身影。

这一观察可给徐勇带来了大收获：小雷和小斌刚开始打台球时，两人水平相当，但现在，小斌已经不是小雷的对手了。

原来，小雷这段时间常去办公室问问题。两球撞击会产生怎样的旋转变化和行进去向？他请教物理老师。怎么计算球被撞击后的运动轨迹？他去请教数学老师。

“能根据理论知识调整打球策略，这么聪明的孩子，不好好培养就可惜了。”于是，徐勇开始关注全国性的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有了消息，便鼓励小雷去参加。

2001年，小雷高中毕业，带着常年参加竞赛获得的荣誉，保送清华大学，至今，仍在从事研究工作。

而输的那位小斌，徐勇发现他很有运动天赋，便以朋友身份游说：“你看，打台球并不是你擅长的事，每次都是向别人展示弱势的一面，你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不换个赛道试试呢？”

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小斌也不去台球室了。于是，运动场上多了一个飞奔的身影，如今，他在部队一路立功，已获上校军衔。

讲起一手带出来的学生们，徐勇总是神采飞扬，不由得感叹一句：“这样的教育才有意思。”

那么，“有意思”和“没意思”怎么界定？如何把一件“没意思”的事儿变成“有意思”？

“想一想，在寒冬，点燃一簇烛火，那是一件多么温暖、美好而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徐勇继续阐释：“只有对教育的主体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寻求一种健康而不强制、稳健而不枯燥、超越而不畸形、和谐而不扭曲的境界，最后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达成‘有意思’。”

比如在南山中学当政教主任那一阵，徐勇发明了一套有意思的方法：某某学生违反校规校纪了，要发布公开处分声明，待学生改正后，还要发布公开取消处分声明；校园里的一大片树林疏于管理，经常“犯病”，就让每个班认领几棵，研究树种的习性，挂牌保护；学校廊道展览的字画，公开向师生征集，采用了即颁发收藏证书，隔段时间换一批，一时间，学校掀起了一股文艺思潮……

2019年，徐勇回到南山中学当校长后，只要在学校，每天早上便会逛一遍校园。走在各个角落、各个廊道，有意思的点子便汩汩而出。

那一日，徐勇像往常一样走在高三学部的教学楼，总觉得欠点意思，环视一圈又说不出究竟：那些楼还是那些楼，那些树还是那些树。

等走到满是樱花瓣的路上，徐勇突然发现，原来是春天到了。但高三的教学楼前连一朵花都看不到，孩子们连季节轮换都感受不到，这样的生活多没意思！

于是，围墙边种上了开花的藤蔓植物，小小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关照下，慢慢破土、发芽、生长……

这样还不够，徐勇让泥工师傅在墙边围一圈长条花坛，种上葡萄。有老师预言：在学校种葡萄，肯定还没成熟就被学生摘完了。

徐勇认为，这个预言大概率会成为现实。但若是等到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关于校园的很多的记忆都会模糊，可他一定还记得，那年夏天的那一串酸涩的青葡萄。

曾经，也有老师建议把学校的石榴树换成更为精致的景观树，但翻开百年校庆时校友们的文章，大家提及最多的，就是那满墙的爬山虎、果子永远不甜的酸石榴树、一排热带雨林风的棕榈树、那栋两层苏式风格的折桂楼、竹影深处的延贤亭……

当然，还有那棵每年高考季就挂满红果子的百年红豆树。至今，还有不少校友珍藏着年少时采撷的几粒红豆，在南山的求学回忆增添了几分色彩。

徐勇希望，这样的记忆点可以更多一些，当学生们走出校园，回首岁月时，除了那些傍身的智慧，还有一串有意思的故事。

于是，每年的校庆，学校给每位学生发两张鸡腿票，让学生免费吃鸡腿；建设校园环形步道，于三点一线之外，给学生留足运动的场地；建设喷泉广场，让热爱音乐、舞蹈的少年们有一方露天舞台……

徐勇说：“如果把学生当成一个人的存在，那他们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尊重其个性与选择，尊重其存在与价值，教育者更多是一个陪伴者和发现者，而不是灌输者。”

其实早在古罗马时期，普罗塔克就明确指出，学生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种，一个生命的火种、精神的火种、心灵的火种。点燃是教育的一种理想，也是徐勇追求的一种教育情调。

作为一位父亲，徐勇也把这种情调传递给孩子。女儿喜欢弹琴，徐勇便给她提供一个环境支撑，即使高考前夕，女儿的爱好也没有因此中断。

“不是培养她成为钢琴家，而是希望这样的艺术行为能够让孩子用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人是脆弱的，但如果用更高的境界来看待人生，尚可做一个优雅的生活者，过幸福美好的生活。”谈起女儿现在的生活状态，徐勇脸上挂满幸福：“如此，教育也就变成一件实实在在有意思的事了。”

激荡教育者心底的梦想

青春、浪漫、热血……这些词汇在徐勇的字典里，向来与年龄无关。求知的欲望和途径，教育的理想和梦想，才是一个从教者永葆青春的力量。

“教师本是一门专业要求极强的职业，应该把主动学习的责任和使命，转化成专业成长的动力和过程。”从教至今，徐勇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桌上摆放着当天要阅读的报刊和书籍，一刻不停而有条不紊。

在学校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徐勇都会做一次主题分享，以此传递学校的价值观和办学精神。

而每一次的讲话稿，徐勇会提前规划，立意、构思、写提纲，最后，再花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填充内容，他很享受行走在校园，一脚踩出一个文字的感觉。路走得多了，讲话稿便充实了。

每次有老师获奖，每次有老师到了从教的重要时间节点，每一位教师退休……徐勇都会记在心上，找时间与老师们交流谈心。

“拉近了与老师的距离，校长才能与老师肩并肩作战。”每一次开会，徐勇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信息的传递，把时间留给教师做更重要的事。

2014年，徐勇在绵阳外国语学校任校长。在一次巡课中，发现一个年轻语文老师很有气质，上课平和而有力量，语言精练而又深刻，徐勇默默记下了名字。

后来，学校选拔老师参加省上的赛课，徐勇便极力推荐这位老师。但没想到的是，老师自己打起了退堂鼓。原因是，之前上公开课，受到过质疑。

一位年轻老师，有着很高的教学天赋，本该带着对教育的热爱大放异彩，可现在面对挑战却畏葸不前，真可惜。徐勇找到老师，不客气地说：“我们常常告诉学生要有自由精神和质疑能力，而今，当自己面对专业上的质疑却选择回避，这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

也许是老师听进去了这些话，也许是知识分子那一丝清高被触动，也许是老师自己想通了未来的路。后来，在比赛中，年轻老师凭借一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恰如那堂课带着学生体验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年轻老师也完成了一次成长。

这便是改变中的收获，当教师接受了挑战，看到了无限的风光，发现了教育的神奇之处，沉浸在教育带来的享受之中，他便找到了做教师的幸福，从而继续攀登一座座高峰。

“如果把一位教师的职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职业认同、专业发展、事业发展，那么，校长对学师的专业发展负有天然的责任。”徐勇深知，每一所好学校的背后必定有一群好老师，教师专业精进，引领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一所学校的最终目标。

校长，就是那个促使和鞭策老师去激荡教育梦想的人。对此，徐勇总结了一套土方法。

一是让老师写教育随笔。“教育是一个需要冷静和反思的过程，而写作可以将思维的火花沉淀内化。”第一年写，徐勇要求不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主题不限，严禁抄袭。

结果到了截稿日期，很多老师不能按时交稿，交上来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第二年，徐勇首先明确规则：优秀论文集结出版，以此作为评优选先的重要参照，先说断后不乱。

果然，老师们引起重视，就连平时不善写作的理科老师结合自身的教学，也能洋洋洒洒写出几千字，而且写得像模像样。

语文老师王智、美术教师陈豪等一众人纷纷还开起了公众号，收获了不少学生和同行粉丝。为鼓励老师坚持写作，学校出面，专门为这些老师出版文集。慢慢的，随手记录教育心得变成了学校的风气。

二是鼓励老师做课题。根据“提出问题，做成课题，通过课题解决问题”这个思路，自下而上申报，学校给予全方位的支撑。

刚开始，很多老师不理解：老师教好书就可以了，做研究是专家的事。而徐勇认为：没有教育的研究，就不会有好的教学环境，先搞懂了大教育，何愁搞不定小课堂。

于是，在徐勇的带领下，老师们纷纷投入课题研究中。2018年，学校关于学生成长设计的课题还获得了当年省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是建名师工作坊。老师申报、学校审批、双向选择，学校给任务、给经费、给平台。

无论在哪个学校当校长，徐勇坚持把最好的办公室分给名师工作坊。他说：“一个名师可以带动一批老师，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学术权威和教学标杆，值得被礼遇。”

“一群人聚在一起，围绕教育这个话题，或争论、或讨论、或深思，多说专业话，才能少说闲话。”作为校长，徐勇不愿老师们去直面社会上的太多纷扰，尽量减少命令式的行政安排，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师们专注于个人的发展。在南山中学的“十四五规划”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板块。

徐勇说：“教育终究是一份需要浪漫和情怀的职业，教师应该在专业发展中去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超越现实和功利，去找寻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和尊严。”

一个生命的激荡与浪漫不过为漫漫银河增添点点星光，也许不一定夺目，但明亮坚定，穿透现实的曲折，照亮生命的奥秘，不变的唯有对教育的那份热爱与坚持。